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货币博弈

        首先，特朗普的执政纲领将增加国内就业视为核心目标之一。而在特朗普的工具箱中，大规模减税和基建在高赤字条件下存在内生矛盾，可行性尚不明晰。制造业回迁周期漫长，短期内难见成效。因此，若要在2017年实现就业增长，目前最高效的工具之一就是通过大幅加强贸易保护，引导进口需求内流，激活美国国内现有过剩产能并迅速吸纳就业。鉴于两方面原因，中国可能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标靶。

        从总量上看，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进口和贸易逆差来源国。从结构上看，自中国进口的产品与美国过剩产能严重冲突。2016年1-11月，美国制造业在服装皮革、机电设备、初级金属、化工产品等领域的产能利用率较低，产品有效需求不足。这些产品的进口替代品主要来源于中国。因此，通过增强对中国的贸易制裁，能够最为精确地激活美国国内制造业，将过剩产能有效转化为新增就业。

        其次，回顾中国加入WTO后的外贸历史，美国对中国贸易制裁的主要手段包括反倾销调查、反补贴调查和337调查。从大趋势来看，2001-2016年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强度总体保持波动上升趋势。2016年，三类调查的总数共计33次，达到历史高点。

       经济系统是内生关联的，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相互共振的特质。对于中美各自的货币政策而言，2017年都将是重要节点。此时，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加剧，不仅会对两国经济产生直接冲击，更可能与货币政策产生共振，加剧两国政策分化，并引致诸多不确定性。

       第一，提振美国加息预期。2017年年中美联储加息一次已成市场共识，但其后的加息节奏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。基于两个途径，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加快美联储加息进程：一方面，相较于中国，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生增长模式，外贸依存度较低，在贸易对峙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。通过适度的局部贸易制裁，美国制造业短期内将迎来有效需求的净增长，实现就业机会的部分回流。在目前紧盯就业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下，就业数据的向好有助于坚定美联储主席耶伦的行动勇气，加快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步伐。另一方面，由于限制了来自中国的廉价消费品供给，美国消费物价有望进一步抬升，增强通胀水平的现有上升趋势，促使美联储提高加息节奏。

       第二，施压中国货币政策。2017年，中国经济面临从需求侧发力向供给侧发力的重要转变。在新旧交替之际，一旦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“稳增长”目标造成严峻挑战，将迫使需求侧刺激政策被动加码。即使该轮刺激政策以“宽财政”为主，但通过中国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的“隐性纽带”，货币政策的实际水平也难以收紧。受此影响，从国内来看，未能及时收紧的流动性可能拖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，并延续资产配置荒，抬升金融市场的泡沫风险。